建炎三年(1129)十月，金军首领完颜宗弼从和州(今安徽马鞍山)渡江南来，试图一举覆灭南宋政权。铁蹄踏破长江防线，相继攻陷建康、临安，南宋王朝岌岌可危。宰相吕颐浩力排众议，向宋高宗献上“登舟幸海”之策——以海为盾，避敌锋芒。君臣仓皇登船，于十二月从越州(今绍兴)一路漂泊，经明州(今宁波)、定海(今舟山)等地，于建炎四年(1130)正月初二驶入台州湾。

　　椒江畔的金鳌山上，惊魂未定的天子驻跸，为王朝生死而奋不顾身、忠以卫上的吕颐浩首次凝望台州山水时，或许未曾想到，这片土地将成为他弥留前的精神归处。

　　一

　　吕颐浩(1071—1139)，字元直，齐州(今山东济南)人，北宋哲宗绍圣元年(1094)进士，先后出任密州司户参军、大名府国子监教授、河北都转运使。南宋建立，除知扬州，后任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尚书左右仆射等，宋高宗建炎三年(1129)、绍兴元年(1131)两度出任宰相，在南宋政权稳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卒后追封太师、秦国公，谥忠穆。

　　吕颐浩为人“有胆略，善鞍马弓剑，当国步艰难之际，人倚之为重”。南宋初年，他忠劳安邦，强敏决事，为国家斡旋、折冲解纷，“有大功于社稷”，被朝廷和高宗称为“中外倚重”的“国之镇瑞”和“隐然长城”。

　　建炎四年(1130)正月，因天象异常，雷雨不断，再加上没能阻止金兵南下，航海避敌的建议也颇受非议，吕颐浩被弹劾，初次罢相，但高宗还是给予了“朕当眷遇始终不替”的承诺。

　　南宋朝廷对吕颐浩的态度呈现出“危局倚为柱石，功成优礼保全”的双重性：在宋金对峙的动荡时期，朝廷高度依赖其军事政治才能，赋予军政全权；而在局势稍稳或面临舆论压力时，则通过殊荣加身、体恤安置等方式维系其地位，既体现对功臣的尊崇，亦暗含权力结构的微妙平衡。

　　当时朝廷规定，宰辅致仕后不能在京城居住，尽管吕颐浩的待遇是“任便居住”，但他还是识趣地选择离开京城，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“海山深处幽栖地”——台州府城临海。因为他曾与徽猷阁学士沈晦表示，“我欲营茅留俗驾，无赀谁寄孔方兄”(《次韵沈元用游天台》)，表达了想在台州建房归隐的理想。

　　绍兴元年(1131)九月，吕颐浩出任左相，他极力排斥右相秦桧，次年八月迫使秦桧罢相，而他推荐的朱胜非出任右相，吕颐浩因此独揽军政大权，主张出师抗金、恢复中原，以图中兴大业。但多次兴师北伐，却成就寥寥，高宗又倾向于议和，于是绍兴三年(1133)九月，他再次被罢相。这年初冬，他再次回到临海。

　　快到台州时，吕颐浩的心情就开始大好，顿觉马蹄轻快，途中驻足远眺时，天台的新鲜景致扑面而来，他以轻快笔调勾勒出天台的生机勃勃，如释重负地发出了“东归顿觉马蹄轻，伫望天台景色新”(《将至天台马上口占》)的感叹！

　　他十分喜欢“地僻少过客”的台州，次年，便在州城东郊修筑他眼里的“草舍”——“退老堂”，作为养老、养心之所，自号“退老居士”，自此过起了“不交人事，屏绝思虑”(《与李汉老书》)的生活。

　　这座茅屋，幽居郊外，临江而建，吕颐浩自称“蓬茅环堵，粗庇风雨”，凡尔赛似的“栖迟陋巷”，效仿东晋名士王徽之过着“浊醪粗饭”的俭朴生活。他一开始将此定位为“小隐”或“半隐”，总是说“小隐丹丘郡，安闲世虑空”“老去退休营小隐”“东郊半隐绕群峰”“野堂半隐慵欹枕”等，表面显得洒脱，实则暗寓退隐状态的临时性、可变性。

　　退隐后的吕颐浩，卸下了权臣的铠甲，过上了“渔钓胜公侯”的生活。他跟老友们强调这是“杜门养拙”(《与范元长书》)，可以充分享受退隐后的淡然。可闲云野鹤的日子总裹着苦味。刚到台州时，南渡而来的人太多了，寺庙都被挤爆，他不得不临时居住在郊外东湖边卑湿的“草舍”中，令这位北方大汉颇为不适，旧疾开始缠身；春寒里又送走了早夭的儿子，“狭隘伏热”的伏暑中则瘦成一把枯骨。某日试骑老马去临海盖竹观烧香，半途坠地，摔碎了壮年时“日驰百里”的豪气。于是，在给朝廷的札子和朋友的信中经常有“日益衰残”“老态增甚”“年龄衰暮，疾病尤残”的暮年之叹，也有“壮怀衰谢”“旧学荒芜”的无奈。

　　但不久迁居巾山兜率寺旁后，寻得稍高爽的住处，让吕颐浩顿觉“疏快”不少，至少能望见苍山远影如淡墨晕染，“足以寓目寄怀”。没过多久，他就“颇得修心养性之法”，心态也开始慵懒“躺平”。他的一句“天台山下柴荆路，白首栖迟学灌园”，向同朝为官的参知政事张守传递了从未有过的松弛感，甚至还炫耀起“退伴农夫耕晓月，闲陪渔父钓沧浪”(《和张全真》)的超然，把平淡的生活当成了艺术，引得已经罢相多年的抗金名将李纲也想学他“谩作天台休老计”。

　　从此之后，吕颐浩眼里的台州，就是褪去官袍后的一方净土。台州的山是好山，水是好水，郊野茅屋前长林远水萦绕，春来百草香透东郭，秋深千峰翠染高天。他在这里买下几亩石田，盖起三间草堂，荷锄种桃李，系舟钓溪鱼，听着布谷催耕、雨打菡萏，过起半农半隐的日子。栽花种竹，含饴弄孙，好不惬意。从而又跟老友大发感慨：“浮云不系于去留，雅意孰分于物我？达人大观，叹仰不已。”

　　他时常攥着锄头立在田埂，看稻穗垂首——像极了当年在庙堂俯首奏对的自己。溪边钓鱼时，鱼线荡开的涟漪里，总浮动着黄阁立贤的旧梦。

　　二

　　台州的山水，成了吕颐浩的精神解药。定居临海第二年，经过“杜门日久，所养益纯固”的疗养之后，他心境逐渐平静下来，身体也强健不少(“稍觉顽健”)，开始到处“摇人”，策马相约出去“浪”。于是便有了与康执权“来春欲游雁荡，不知车从可来山间僧寺，为数日之款否”的约定，还计划单骑游遍天台山，在给贺允中的信中，他难掩雀跃：“俟八月微凉，即单骑一往，遍到诸山寺！”这位昔日的铁血宰相，此刻俨然想成为山水间的行吟诗人。

　　他开始关注起生活的“小确幸”，一边在《训侄帖》中告诫子侄“勿饮酒”，一边却开始与诗酒为伴，“飞觞同醉”是他诗歌中的高频写意，时而感叹“一樽何日得同斟”，时而“寄与乡朋供一醉，捧觞应笑独醒人”，又或“开樽细酌山中酒”“黄鸡白酒养衰年”，好像以酒浇愁更能让他博得一快、成为名士。他善酿一种名为“玉友”的美酒，好友贺允中赠他一对清樽，他便笑称：“樽酒时陪钓叟倾！”只有好酒，才可以一佐恬退时光。他还得到了在北方不曾享用过的果品，正任福州知州的张守从福建给他快递来了鲜荔枝，六天后，吕颐浩就收到了，他提笔便叹：“色味香俱未尽变，北客所未尝见！”一颗荔枝，被他品出了欧阳修笔下“果中一绝”的风流。

　　幽居两三年间，他闲来无事，开始吟诵台州山水，书写退老堂里的风烟雨露、鱼禽草木，将“丹丘”(台州旧称)二字描摹成一幅水墨长卷。

　　(下转第5版)　(上接第4版)吕颐浩是南宋台州隐逸意象的忠实践行者和推广者。在台州生活一段时间后，他便逢人说项，大做“丹丘无限好山川”的广告，寥寥七字，为这片土地定下诗意的基调。在他眼中，台州山水是治愈宦海沉疴的良药：东郊退老堂外，“乔木参天，翠竹掩映”，芗林雅致如天然屏障，将战火与权谋隔绝在外；巾山兜率寺中，地势高燥，秋风一过，疏朗快意直透肺腑。他写信给友人时，总忍不住勾画“临江高隐”的图景——江水汤汤，茅檐低小，钓叟与樵夫的身影在落日中交错，仿佛一卷未题款的《渔樵问答图》。

　　在与台州官员、名士们的交流中，他亦以诗文为笔，为丹丘添彩。晁公为调任台州知州，吕颐浩以“海山深处幽栖地”相赠，字句间仿佛能听见潮声拍岸、松涛入梦。他笔下“长林远水相萦带，翠岫奇峰更接连”的清雅，与台州知州赵思诚的政声交织，让丹丘既是耕读之地，亦是治世之镜。知州曹戬到任，吕颐浩贺信中一句“惟浙部之要邦，有丹丘之福地”，更让台州从地理名词升华为精神符号——这里不仅是“民淳事简”的治世典范，更是“军粮足用”的乱世桃源。

　　颇为不足的是，胡尘阻隔归途，故园草木已悄然烘染出新绿，却在枝丫间凝结着二十年未消的乡愁。这位曾位极人臣的老者，案头诗笺总在闲云野鹤的笔墨里洇开赤子心迹——史载其任宰相期间曾多次力主北伐，虽获高宗首肯，终因时局动荡未能成行。故而“中原未复须留念”的殷切，便化作台州诗文里绵延不绝的秋雨春雷。

　　在致綦崇礼的诗中，他以“每今蘧庐聊偃息，会须恢复返吾乡”的吟咏，将暂居茅舍的闲适与收复故土的夙愿巧妙相融；夜深人静时更常有“梦魂时到旧居傍”的轻叹，让汴梁城头的月光浸润了浙东山间的竹影。不论是同仇悆共诉“恢复中原虽有意，翼扶兴运怅无功”的怅惘，或是与李擢互勉“衰谢何堪抚鸣剑，梦魂犹拟灭羌戎”的壮怀，乃至激励李光“看去中原恢复后”的豪情，字里行间始终跃动着“清梦犹思殄北戎”的执着。

　　绍兴五年(1135)春寒未褪，吕颐浩展阅宣和御画时，笔锋忽而凝滞：“念北狩之未还，望孤云而陨涕”——这十二字竟将二十载风霜尽数融作墨痕。就像与洪拟对话时一般，仍以“尚有素怀思报国，可怜幽梦欲平戎”的激情，让松涛竹浪都染上家国情怀。

　　可是时局是惨淡的，政治是复杂的。相对于诗歌中可以恣肆的任真和洒脱，朝堂就没那么惬意了。朝廷也摸准了他“身虽远于朝廷”而“心谅存于王室”的脉搏，多次召他复出，但他还是十分踌躇，其推辞札子中，生活被书写成了另一番模样。比如，绍兴五年(1135)，朝廷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，他就连上三道札子请求辞免，借口是自己到了江南“卑湿”之地，“气痛之疾”一直调理不好，再加上都65岁了，年纪过大，实在难担大任。绍兴九年(1139)，朝廷命他到陕西，他又称“气血已衰，疟痢继作，直至冬深”，前一年十二月，还不小心从马上摔下，差点没摔死，因此还是无法再担重任。

　　但作为南宋的股肱之臣，他不可能完全隔离朝堂，远居江湖。所以，他的确幸是暂时的，他还要承担竞彩推荐平台的家国责任。“心存魏阙岂能忘”？这几年，他始终心系国事，绍兴五年，金人南侵风声再起，他连夜上书：“去年正月，臣在台州港，屡乞总兵捣贼之虚！”字句铿锵，依稀可见当年力主抗金的锋芒。在《辞免陕西札子》中，他虽婉拒重任，却仍不忘献策：“若圣问陕西利害，臣苟有所见，尚可闻奏。”

　　三年山居，他活成了个矛盾的酒坛子：半坛装着“安闲世虑空”的澄明山泉，半坛酿着“欲济元元”的浓烈老酒。直到某日溪边照影，见水中老翁白发如雪，才咂摸出滋味——丹丘的明月早把庙堂旧梦泡成了药酒，治不好他的衰飒，也止不住马蹄奔向长安的痒。

　　在这样的矛盾中，吕颐浩常坐于退老堂中，远眺灵江东流入海，每每诗思泉涌，更让一首首诗作从台州雪片般飞往各地，似乎迫不及待地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”，也与朋友一起舔舐、咀嚼时代的伤痛，引得37位朝堂高官、江南名士竞相唱和，台州诗坛一时风起云涌。

　　三

　　建炎三年至绍兴三年被学者称为“吕颐浩的时代”，他两居相位，是唯一一个让权相秦桧罢相的政治家，影响了南宋初期的政治走向，他的号召力强得惊人。

　　据记载，当时“墨客骚人多赋咏”，受邀或主动参与退老堂唱和“赋诗者百数”，现存文献中，至少有37人、诗50多首，其中李纲、张瀓、王绹、张守、李邴、汪伯彦等人曾位列宰辅，汪藻、綦崇礼等人是高官兼词人，秦梓、赵思诚、陈棠等都曾是台州官员，这场台州史上阵容最为豪华高端的“云诗会”，盛况空前，华章毕集，使退老堂唱和成为南渡精英的思想展演剧场，并构成南宋初年政治记忆的典型合唱。

　　他们笔下的台州退老堂，已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，而是乱世中文人心中最后的净土——山是青黛屏风，水是碧玉罗带，连风过竹林的声音，都成了朝堂之外的另一种奏疏。

　　这些唱和诗使“泉石增辉，山林改色”，更将南渡初年官员群体对时局的隐忧、对功业的执念、对进退的犹疑，统统凝缩在松菊与烟霞共生的园林意象中。当我们穿越800年的时光隧道，在“赤城山下林泉美，退老堂中日月长”的诗句间徘徊时，分明能触摸到那个时代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心跳。

　　在台州风物的点染中，诗人们悄然完成着对江南的文化认同重构。当郑望之将退老堂比作王维辋川别业，当陈棠描绘“绿筠晓月摇苍佩”的园林景致，他们实际上在战火纷飞中重塑着江南作为文明存续之地的象征意义。这种文化建构既是对中原故土的记忆移植(如韩肖胄“济上风烟移仿佛”)，也是对新家园的情感皈依。而台州作为这种文化重构的地理载体，似乎被当成了庇护华夏文明的精神堡垒。

　　台州在南渡官员的书写中呈现出双重镜像。一方面，这片“灵仙窟”般的土地被赋予超然物外的仙隐气质，洪拟笔下“种竹几年心未厌，栽花经日手犹香”的闲适，薛弼眼中“江南最好是丹丘”的赞叹，都在构建着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。

　　我们细品“莫倚丘园甘独乐，须知海宇仰洪钧”(黄叔敖诗)等诗句，便会发现，台州并非全然与世隔绝——它更像是连接庙堂与江湖的中继站，既提供避世的空间，又保持着对政治中枢的辐射力。

　　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将吕颐浩塑造成历史上的“吕公”，这种精妙的政治修辞暗含深意。韩肖胄“雅称磻溪将相居”的比喻，巧妙地将姜尚垂钓渭水的典故转化为待时而动的政治隐喻；李正民“身健未应亲几杖”的劝慰，暗合着“安石不出，如苍生何”的士林期待。

　　与之相对应的是，诗人们在描绘“一丘寄傲”的闲适时，总不忘缀上“赤松那得便从公”(汪藻诗)的弦外之音，就像陈棠“麒麟图画尚追求”的直白表露，李纲“暂辍岩廊调鼎手”的劝诫，都暗示着对吕颐浩复出的殷切期待。侯彭老“身为天下安危寄，未许清闲事退藏”的规劝更加直白，体现了整个南渡精英群体的焦虑投射：北方的故土未复，谁有资格真正退隐？

　　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达，折射出南渡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态。当李纲写下“圣主思贤方仄席，未应长伴赤松游”时，字里行间跃动着对能臣良相的渴求；胡世将“神州终倚致平康”的期许，道破了偏安局面下士人未敢忘忧国的集体潜意识。

　　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，这些泛黄的诗句可以拼凑出南宋初年士人群体的精神图谱：他们既要在台州的山水间寻找乱世中的栖身之所，又难以割舍“整顿乾坤指顾中”(汪藻诗)的政治抱负；既向往“尊前身傍海鸥眠”(汪伯彦诗)的逍遥，又背负“谢公终为苍生起”(李纲诗)的儒家责任。这种进退维谷的集体心态，最终凝结成退老堂诗作中独特的审美张力，既是对个体命运的艺术写照，更是整个时代的灵魂肖像。

　　过了几年“秋风南浦观垂钓，落日东山伴采樵”的退老生活后，吕颐浩终于还是在垂暮之年重新出山了，因为他一直“以胡虏未灭、国步多艰，每忧愤不平，尝以平定中原、尽复境土为心”。可是，少壮时的雄心总敌不过岁月的老迈，经过三四年时进时退的挣扎之后，他还是老退而归。绍兴九年(1139)以69岁的高龄致仕后不久，便在临海病逝(葬于今临海市永丰镇白毛村景福寺左侧)。朝廷对他的评价是“忧勤百为，终始一节”，并与赵鼎、韩世忠、张俊等人配飨高宗庙庭。

　　斯人已逝，海棠依旧，被吕颐浩在朋友圈反复追捧的台州，吸引了竞彩推荐平台名士赶来诗意栖居。昔日的同僚同好綦崇礼、贺允中、郭仲荀、李擢等人都纷纷追寻他的足迹，在“丹丘福地”侨寓，台州因他的驻足，而悄然蜕变为江南文人心中的隐逸圣地。